数字人文与世界文学： 重释“歌德与世界文学”一案
作者：姚达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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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提要］借用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，结合近代中国文学外译和传教士文献，或可重新讨论“歌德与世界文学”一案。莫雷蒂用远读的方式为1740~1900年间英国小说分出了44种主要类型，其中“求爱小说”这一类持续时间最长。莫雷蒂对求爱小说的数据分析结果，可借用以重新理解近代中国文学英译的情况，尤其是《花笺记》、《好逑传》等书的翻译和再造的复杂情况。此外，歌德之所以会读到这两部二三流中国作品的英译，取决于中国市场，也受英国市场的影响。远读分析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证明，同时也建立起汤姆斯、帕西与歌德的联系。这些同时也附证了莫雷蒂的一系列世界文学猜想。
［关键词］歌德 世界文学 数字人文 莫雷蒂
［中图分类号］I0-05；I1［文献标识码］A［文章编号］0874-1824(2020)03-0156-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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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小引
许多保守的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的第一个反应是：迄今为止数字人文的研究并没能改变现有学术风貌，使用数字人文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，用传统的方法照样能做得出。其实，数字人文的学界已产生了一系列的论著，虽未被广为接受，但已颇具影响力。传统学科若能与数字人文研究互动，借用其新工具、新方法，甚至是由其产生的新材料，或许可以为旧问题或学术悬案带来新的解答。笔者仅借用现有的数字人文研究结果来重新理解“歌德与世界文学”一案。此文为旧题新作，一方面是“重审过去”，即使用新的材料（数字人文的成果和新发现的材料）来重新审视过去争议颇多的个案（这也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），得出新的解释；另一方面则是“朝向未来”，即希望世界文学的研究者不仅仅使用传统的方法和传统的材料，而应向其他学科/领域学习，取长补短，发挥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在人文领域向来具有的先锋性。现在的世界文学研究，已经是一项合作的事业。正如莫雷蒂所说：“没有集体合作，世界文学终将还只是海市蜃楼。”①
二、“歌德与世界文学”事件重探
爱克曼《歌德谈话录》里记载：1827年1月31日，歌德提及了他最近读到许多东方文学作品，“特别是一部中国传奇，现在还在读它。我觉得它很值得注意。”随后，歌德又说，“我愈来愈深信，诗，是人类的共同财产。……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，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。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的早日来临。”紧接着他谈及了一些中国小说的情节，“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守……”②
据相关材料考证，在1827年1月29日，歌德从魏玛公立图书馆（Weimar ducal library）借出了一些书，其中便有汤姆斯（Peter Perring Thoms, 1790-1855）所译《花笺记》（Chinese Courtship）一书，到了1月31日这天，歌德的日记里提及了他与人讨论一首中国诗的特征，而在2月2日的日记里他还记录了他在研读一首中国长诗（Studium des chinesischen Gedichts）。③这几天的日记里，歌德提及的这首“中国长诗”便是《花笺记》，因为汤姆斯将该书译为叙事诗体，也称该书是“一首中国长诗”（《花笺记》是一种粤语弹词作品，以七字韵文写成，可演唱，具有叙事性，故可用“小说”文体来翻译）。歌德借出这本《花笺记》，经过反复研读，直到同年的6月14日才归还图书馆。歌德提及《花笺记》时，有时还称其为“小说”（法语的“roman”，也译为“传奇”）。笔者认为这是受法国汉学学者雷慕莎的影响。1826年，雷慕莎（Jean P. A. Rémusat，1788-1832）在为汤姆斯译本所写的评论中，既将这个译本称为“一首诗”，也称其为“小说”（roman）。歌德受其影响，也使用该词来指称《花笺记》，因而我们看到汉译《歌德谈话录》中将这本书也说成是一部“传奇”。④
关于这个事件，学界存在着一些不一致的说法，笔者在研读了一些第一手材料，重新整理整个事件相关的种种线索之后，有如下几种发现：一是歌德在其当时日记中提及他阅读的中国小说是英译《花笺记》，而非《好逑传》，尽管前者的英译名（直译：中国式求偶）与后者的汉语意思相近。二是歌德还谈到了小说中一对年轻男女被迫共处一室，但是两人一直严守礼教、贞洁自持——这个情节应该是来自于《好逑传》而非《花笺记》。三是有学者指出歌德当时读的是（或说还读了）《百美新咏》一书，更准确的说法是英译《花笺记》一书的附录《百美新咏》，两者是装订一起的一本书。⑤四是1827年2月14日，歌德还读了法译本的中国故事选集和雷慕莎的法译中国小说《玉娇梨》。⑥另外，从歌德与爱克曼对话的上下文语境中可知，歌德在此前早已读过《好逑传》的帕西英译本（1761）和马若瑟法译本（1766），在此后还可能读过1828年出版的另一个法译本《好逑传》。⑦
在这里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但又较为重要的问题：歌德在提及世界文学时，阅读讨论的为何是像《好逑传》、《花笺记》、《玉娇梨》这样一类的作品？这三部作品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只能算二三流的作品。在同一时代或更早，中国已产生了远比这三部作品更伟大的小说，比如《西游记》（最早版本为万历二十年即1592年百回本）《金瓶梅》（明代万历年间已有几种刻本）和《红楼梦》（乾隆五十六年即1791年第一次刻板印刷）。
现在学界认定歌德在提及“世界文学”时读到的主要是这三部作品：《玉娇梨》、《好逑传》和《花笺记》。这三部小说所涉都是男女恋爱故事。从歌德的日记可判断是《花笺记》，然而从爱克曼的记录中歌德谈论的小说情节判断则可能是指《好逑传》，故而这两部书更为重要。再者，《花笺记》后附《百美新咏》涉及的不仅仅是美貌的传奇女性，而且是有德行的女性——这与我们后面讨论也有关系。《玉娇梨》（双美奇缘）与《花笺记》，都是讲一男两女的恋爱故事，未必完全符合基督教世界读者的道德趣味。歌德读到的《好逑传》由英国圣公会大主教帕西（Thomas Percy）译成于1761年出版，内容是一男一女的恋爱故事。两人经历了“邂逅——磨难——团圆”的过程，这类似于道德奖励或救赎的叙述模式。而且，更重要的是男女主人公的最终完满结合，是借助皇权圣谕这种外在的、不可抗拒的力量——类似于超越的基督教上帝，故而该书可能更受欧洲读者喜欢。
三、莫雷蒂的图表和分析结果
理清以上基本事实后，我们再引入数字人文相关的议题。2000年后，莫雷蒂可谓是重新定义了“世界文学”并为这个学科提供了新的方法论。他在其开拓性的专著《图表、地图、树图》中使用了一个副标题“为一种文学史而建的多种抽象模型”。那些抽象模型正是数字人文分析的方式，而其结果则在于改写文学史，或者重写一部世界文学史。在该书“图表”一章中，莫雷蒂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1740~1900年间英国小说的发展状况。数据方面，他依赖的是这一时段的一百余项研究成果/专著，而每一项成果中包括了大量的作品统计和细读分析。⑧莫雷蒂对这一时段英国小说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，而对数据的处理则呈现为一系列的可视化图表。笔者在这里借用他的图表，将其转换成描述性语言，来讨论英语世界的小说状况，并延伸印证歌德的谈话。
该书中所附的图表9表示，⑨这160年间英国小说主要有44种类型，其中“求爱小说”（Courtship Novel）这一类型持续存在的时间最长——从1740年开始流行直至1820年代余波仍在。该书所附图表10中，⑩莫雷蒂结合了凯瑟琳·格林的专著《求爱小说，1740~1820：一种女性化文体》⑪中的分析结果，得出如下一种结论：这一时段的“求爱小说”可分为两类，1740~1780年间的英国求爱小说主要强调一种关于“贞洁”的超越性原则（the transcendent principle of chastity），而1780~1820年的则强调一种关于“风俗”的根本而内在的观念（the fundamentally immanent notion of manners）。这种二分法可略称为“贞洁”（chastity）和“风俗”（“manner”，还可译为“礼仪”“品行”“生活习惯”）两种。前者关乎于宗教或道德教化下的男女的贞洁品德，而后者则指向启蒙时代以降的一种观念：民族的风俗与其民族精神密切相关。莫雷蒂得出的这一结论，是建立在大数据和远读的基础上，而且其研究充分地利用了传统学术方法得出的研究结果——比如参考了一百多部相关的学术专著。
莫雷蒂的分析结果，我们可再次利用，以便解释歌德为何会读到那两部中国文学作品。1827年的1月31日，歌德对爱克曼提及中国小说和世界文学时，还深有感慨地说了如下一番话：
（在中国）一切都比我们更明朗，更纯洁，也更合乎道德……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守，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，就谈了一夜的话，谁也不惹谁。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。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，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，而且还会长存下去。……我看见贝朗瑞的诗歌和这部中国传奇形成了极可注意的对比。贝朗瑞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……请你说一说，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，而现代法国的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，这不是极可注意吗？⑫
这里提及两男女贞洁自守的情节，比较明显地对应了《好逑传》一书。我们随便翻一本介绍《好逑传》的书，便可发现类似的描述。周钧韬、欧阳健所编的《中国通俗小说鉴赏辞典》对此书的简介中便有一句：“这对独男孤女，同居一处，却隔帘相见，不以情废礼，无半语及于私情。”⑬这里强调的是“贞洁”，正好印证了莫雷蒂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，而且该书的英译出版时间（1761）也落入了莫雷蒂划分的第一个时段（1740~1780）。
然而，美国学者莱斯利·奥贝尔（2018）认为，这个情节与英译《花笺记》的情节完全对应。⑭笔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。汤姆斯虽然大体上是忠实于原文，但有些情节做了微妙的改写。《花笺记》中《誓表真情》（Oath of Constancy）一章，男女主人公梁生和瑶仙移步以花园中的看云亭摆开香案，私订终身。⑮此时梁生取出花笺写下两人誓言。这是关键情节，也是《花笺记》书名的来源。汤姆斯的英译改成了两人同处一室——他们移步到了房间中央（the centre of the room），而不是到看云亭拜月许誓。在后续的情节中，两人订下盟誓后，梁生立即向瑶仙求夫妻欢爱，被她严辞拒绝。瑶仙自道愿意与梁生私结终身，已是大违时俗，“若然迫我风月事，宁舍残躯谢古人”。梁生后又以死相迫（“料知别姐难长久，这回一定死归阴”）。瑶仙回道：“自小极嫌淫贱妇，无媒苟合败人伦。杀身誓不从郎命，坚心留待洞房春。”瑶仙坚决不从，誓守处子之身。“梁生见姐无从顺，只得含愁伴姐坐花荫；两家谈笑如胶漆，不觉城头擂五更。”对比汤姆斯的译文，梁生先是动之以情，后是表现得愁眉苦眼，甚至想以离别和死亡胁迫瑶仙与其欢合——这些情节在英译本里都得到了保留。故而，笔者认为《花笺记》的情节并不符合歌德所说的情节：“……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，就谈了一夜的话，谁也不惹谁。”瑶仙毫无疑问是贞洁自守的道德典范，正如汤姆斯译者前言中提及这是一位有德行的、坚贞的年轻女性。⑯然而，梁生却有非分之想。
《好逑传》的译文是经帕西主教编改写后于1761年在伦敦出版。帕西深知《好逑传》一书并不是最好的作品，甚至存在着情节方面的缺陷，但是他在写给他人的信件中指出，“‘在这个国家充斥着最放荡的、不道德的虚构叙事之时’，来自中国的这一奇异作品具有其道德上的价值”。⑰在帕西这里，英语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最放荡的、不道德的小说，而《好逑传》正好是其反证，可提供给英国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教益。这当然颇为符合他作为圣公会大主教的身份。对照起上文提及的歌德的话便可发现两者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：歌德也借“这部中国小说”来批判法国文坛充斥着不道德的、淫荡的题材的诗作。无论是帕西还是歌德（两者可能借助的是同一部作品）都是借远方他者（即翻译的中国小说），来批判欧洲流行一时的英语或法语的文学作品。
四、澳门和传教士文献
《好逑传》和《花笺记》两书均由广州至澳门传出而走向世界。《好逑传》一书的最早英译来自澳门，原稿完成于1719年，后经由常驻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职员詹姆士·威尔金森（James Wilkinson。此君也可能是手稿的译者或译者之一）之手辗转至帕西手中。⑱帕西将得到的手稿重新编辑、大幅度改译改写后定型，于1761年正式出版。歌德读到的另一部作品也与澳门相关。1824年，《花笺记》是由在广州和澳门活动的英国人汤姆斯译成出版。汤姆斯是澳门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印刷工。因而我们可推断：近代由广州至澳门再向外传播并流通于欧洲市场的外译中国文学，乃是歌德“世界文学”事件得以发生的前因。
歌德读到的《花笺记》是1824年汤姆斯在伦敦出版的英译本Chinese Courtship（请注意，译者是在澳门译成、而在伦敦出版的，这中间会有时间差）。首位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（Robert Morrison）的《华英字典》（1815-1823）便是由汤姆斯排印出版。⑲1817年，汤姆斯排印了这一本字典前几部分，在字典后附有马礼逊所撰的另一本小书《中国大观》（A View of China）。在该书中，马礼逊提及了帕西英译本《好逑传》，指出其译书名为“A Pleasing History”，与此同时马氏自己将《好逑传》的书名标题翻译成了“Happy Courtship”。⑳马礼逊的这个译名在音义上更佳，在字义上要比帕西的音译或意译为“A Pleasing History”更接近于汉语的意思，而且在读音上粤语“逑”字也与英语“court”一词相近。另外，马礼逊应该了解英国此时流行的正是“求爱小说”这一种类。马礼逊的《中国大观》经由汤姆斯在1817年编排出版，由此可见汤姆斯在1817年着手《花笺记》之时，应该知道甚至是已看过帕西译本。汤姆斯将《花笺记》的书名英译为“Chinese Courtship”（中国式求爱），便是受启于帕西英译本《好逑传》以及马礼逊对该书书名的重译。
1820年，汤姆斯还将《今古奇观》中的一篇小说《宋金郎团圆破毡笠》译为《深情的一对》（Affectionate Pair）在伦敦出版。㉑汤姆斯所译的《花笺记》和《宋金郎团圆破毡笠》等作品，都来自于马礼逊的藏书，而马礼逊的中国小说多数来自于广州“河南”（今海珠区）海幢寺的印刷所，因为海幢寺是禁教时期外国人极少数能去的场所之一。换言之，马礼逊和汤姆斯可获得的（available）书籍便是像《今古奇观》、《花笺记》这一类的书籍，这是由禁教时期独口通商的广州书肆所决定的，但是汤姆斯将《花笺记》和帕西将《好逑传》翻译成当时英语世界可接受的（acceptable）文体风格，即英国流行一时的求爱小说的样式——这是受英国市场所影响的。
汤姆斯在《宋金郎团圆破毡笠》译文的前言中指出，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来自底层，故事本身并不涉及重要议题，“但对那些希望获得有关中国习俗和礼仪（Chinese customs and manners）相关信息的人而言，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故事。因为它揭露了中国最流行的教派之一的宗教观念——尽管它所呈现出来的，与欧洲正好完全悖反，但它还是显示出了中国人并不缺乏仁慈、怜悯和爱心等美好情感”。（笔者所译）㉒请注意，汤姆斯在这里强调了这篇小说的风俗方面的特征，同时他还借用了此书来进一步作中西比较。这篇小说对“中国习俗和礼仪”的强调，正好对应了上述莫雷蒂对这一时段英国“求爱小说”分析的结果，即第二种主题“风俗”。这样情况与帕西英译《好逑传》颇为类似，汤姆斯正是受到帕西英译《好逑传》的影响而特意彰显出这样的主题。
《好逑传》和《花笺记》这两部小说都是按照当时流行的英语“求爱小说”的文体来翻译的。两个译本都呈现出了种种惊人的改写，以求符合当时的潮流、阅读或审美的趣味。例如，为了阐明欧洲不常见的中国风俗（the uncommon customs and manners of China），帕西在英译《好逑传》中加入了很多注释，以至于当时的评论者，以及给他来信的朋友都提及他的注释对这个译本而言是何等重要。“帕西在英译本中加上泛滥成灾的脚注，有些甚至连绵数页，旁搜远绍，提供大量例证阐述中国秩序系统的各个面向。”㉓帕西在注释中至少引用了26部在欧洲出版与中国相关的作品。这些注释作为副文本加上与其互涉的早期文本，正可看出欧洲东方学的生产方式。这正印证了穆夫提对18世纪欧洲文学的观察后得出的结论：“World literature is Orientalism, it is inseparable from it.”（世界文学便是东方学，两者难分彼此。）㉔数字人文学者若能对帕西的译文注释中提及的所有相关作品，作一种定量分析，并结合细读作深度批评，或许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五、小结
莫雷蒂经由远读分析而得的求爱小说的二分法（贞洁vs风俗）其实也不是完全确切无误，我们可用细读分析来进一步验证。帕西译本在二分法归类中应属于“贞洁”一类主题，这个译本也确实存在着这一方面的内容。但是在此之外，这个译本还兼及了“风俗”的主题，甚至可说“风俗”的主题更为重要。帕西译本一再提及了“风俗”（manner）。前辈学者经过细读和深入分析后已指出，帕西如同启蒙时期伟大哲学家（比如伏尔泰撰《风俗论》）一样，“也关注的是民族的‘moeurs’，以及风俗背后隐藏的民族精神与心态”。㉕法语词“moeurs”，可译为英语词“manner”，也即“风俗/习俗”。帕西在其编译的《花笺记》首页（四卷每卷都有），还征引了杜赫德《大中华帝国志》（Description de la Chine, II, 258）一书的句子作为点题证明：“没有比中国本身更好的向中国学习的方法了，因为肯定不会被那个国家的天才和习俗所欺骗。（Il n'y a pas de meilleur moyen de s'instruire de la Chine, que par la Chine même: car par la on est sûr de ne se point tromper, dans la connoissance du génie et des usages de cett nation.）”或许这个译本是莫雷蒂和格林的二分法分类的一种例外，因为这个译本在情节和主题上兼具了“贞洁”和“风俗”两方面的书写。但这问题不大，因为以上的讨论足够证明了如下几点：一是歌德之所以会读到这两部二三流中国作品的英译，取决于中国（广州）市场，也受英国市场影响。二是译者（帕西和汤姆斯）需要借助远方他者来批评英国文学，因而将其改写成了其本土流行的求爱小说风格，暗藏了批判时世的观点。三是远读分析的结果提供了一种证明，同时使得汤姆斯、帕西与歌德在当时的世界文学交流网络中建立了联系。四是这两部作品的翻译和跨国流通——从广州到澳门（东印度公司）到伦敦，再到晚年歌德所在的德国小镇魏玛，说明在19世纪一个文学的世界市场已经成熟。这同时又附证了莫雷蒂一系列世界文学猜想中关键的一点：18世纪世界市场形成，由此而分出前后两类世界文学，前者以树图为主要特征，后者主要以波浪为主要特征。“求爱小说”正是当时英国乃至欧洲市场上最有力量的一股浪潮。
简言之，上述“求爱小说”的例子借用了数字人文的分析结果，来重审歌德与世界文学一案。《好逑传》和《花笺记》的翻译和流传，还印证了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跨界流通和再生的描述，㉖而歌德读到这两部二三流作品，则印证了莫雷蒂所说18世纪后世界市场中世界文学/文类的波浪形扩散特征。㉗
本研究得到中山大学“西学东渐文献馆”和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“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心”的支持。
编 辑 | 桑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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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㉗Franco Moretti, Distant Reading, London: Verso, p.111, pp.59-62.
②⑫爱克曼辑录：《歌德谈话录》，朱光潜译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8年，第113页；第112~113页。
③陈铨：《中德文学研究》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2页。Leslie O'Bell, "Chinese Novels, Scholarly Errors and Goethe's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, " Publications of the English Goethe Society, Vol.87, No.2, 2018, pp.64-80. 莱斯利·奥贝尔（Leslie O'Bell）结合德国学者和歌德日记等材料判断，以下日期1月29和31日、2月2~6日（一共七天）都或明或暗地提及了英译《花笺记》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系卢铭君教授代笔者翻查并核对法兰克福版《歌德日记》，谨在此表示感谢。Johann Wolfgang Goethe, Die letzten Jahre: Briefe,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von 1823 bis zu Goethes Tod, Die Herausgegeben von Horst Fleig.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, 1993, p.448.
④Abel-Rémusat, "Hoa-Tsian: 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," Journal des Savants, Feb 1826, pp.67-68.
⑤⑯Peter P. Thoms, Chinese Courtship, London: Parbury, Allen, and Kingsbury, 1824, pp.249-280, vi.
⑥Jean P. Abel. Rémusat, Iu-Kiao-Li, ou Les Deux Cousines, Paris: Libraireie Moutardier, 1826.
⑦马若瑟译本：Jeseph Première, Hau Kiou Choaan, Histoire chinoise, Traduite de l'anglais, Lyon: Chez Benoît Duplain, 1766. 第二个法译本情况如下：Eidous, Marc Antoine , tr., Thomas Percy, James Wilkinson, Hau-kiou-choaan: ou L'union bien assortie ; roman chinois, Paris: Moutardier, 1828. 两个译本都是据1761年帕西英译本转译。该书还有德语译本（1766）和荷兰语译本（1767）。“它（此书）在欧洲的影响相当持久。德国大诗人席勒曾着手重译，但未完成；1829年英国也有了达维斯的英译本。”（按，达维斯即J. F. Davis，德庇时），见许正林：《传播理念的核心与边界》，上海：上海三联书店，2009年，第259页。
⑧Franco Moretti, Distant Reading, pp.179-210.
⑨⑩Franco Moretti, Graphs, Maps, Trees: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, London: Verso, 2005, p.19, p.23.
⑪Katherine Sobba Green, The Courtship Novel, 1740-1820: A Feminized Genre, Lexington, KY: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, 1991.
⑬周钧韬、欧阳健主编：《中国通俗小说鉴赏辞典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483页。这一情节详参名教中人编次：《好逑传》，锺夫标点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49~56页。
⑭Leslie O'Bell, "Chinese Novels, Scholarly Errors and Goethes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", Publications of the English Goethe Society, Vol.87, No.2, 2018, p.69.
⑮薛汕校订：《花笺记》，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28页; Peter Perring Thoms, Chinese Courtship, London: Published by Parbury, Allen and Kingsbury,1824, pp.107-113.
⑰T. C. Fan, "Percy's Hau Kiou Choaan",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, Vol. 22, No. 86 (Apr.)1946, pp.122-123, 117-125, 123.
⑱Thomas Percy, Hau Kiou Choaan, or The Pleasing History, 4 Volumes, London: Printed for R. and J. Dodsley, 1761.该书封面题有另一个标题“A Chinese History”（《好逑传：一部中国历史》。此外这个译本还有另一个副标题“A Pleasing History”，即一种欢愉的历史）。笔者认为帕西之所以为《好逑传》取这样一个副标题，是因为他企图借这部小说来观察/评估中国的风俗，乃至中国民族精神的状况。当然，英语“history”或法语“histoire”一词，在当时的语境中往往也同时指称“故事”。感谢北京大学法语系王斯秧教授指出“histoire”一词在当时可指称故事或小说。T. C. Fan称，在四卷版出版前还存有帕西改译的三卷本译稿，译者可能是在广州（Canton）的商人詹姆士·威尔金森。而到了通行的四卷本，帕西则自道是其编译，所据版本是来自威尔金森文件中的译稿——这个译稿六分之五是英文稿，六分之一是葡萄牙语稿，而且整个译稿错漏很多，许多地方很难认，原译者也不能确知。帕西将葡萄牙语译文转译成英文，将原英文稿也作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润色，有一些地方还是他的改写。T. C. Fan, "Percy's Hau Kiou Choaan,"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, Vol. 22, No. 86 (Apr.)1946, pp.117-125.尽管帕西仅是重译和重新编辑了译文，而且此前杜赫德出版的《大中华帝国志》一书中已包含了多种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文，但是帕西英译《好逑传》可算是第一部全本英译的中国小说，因此确有其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。帕西英译本出版后，很快在欧洲便有了德语、法语和荷兰语等语言的转译本。参见Chen Shou Yi, "Thomas Percy and his Chinese Studies," in Adrian Hsia, ed.,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, Hong Kong: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1998, pp.302-311。
⑲Robert Morrison,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, in three parts, Macao: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's Press, by P. P. Thoms, 1815-1823;马礼逊编：《华英字典》，郑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8年。
⑳Robert Morrison, A View of China,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; Containing a Sketch of Chinese Chronology, Geography, Government, Religion & Customs, Macao: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the East India Company's Press, By P. P. Thoms, 1817, p.120.
㉑㉒Peter Perring Thoms, The Affectionate Pair, or the History of Sungkin, A Chinese Tale, Printed for Black, Kingsbury, Parbury and Allen, 1820, Preface.
㉓林凌瀚：《丢落在失 / 秩序坐标之外：〈好逑传〉作为快感个案的时间性与剧场性》，曹虹等主编：《清代文学研究集刊》第四辑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3页。
㉔这是一位学者在评论穆夫提的专著时引用的他的话。Františka Zezuláková Schormová, "Forget English! Orientalism and World Literatures by Aamir R. Mufti"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, 1 June 2018; 64 (2), pp.259-264, 259; Aamir R. Mufti, Forget English!: Orientalisms and World Literatures, Cambridge, Mass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16.
㉕T. C. Fan, "Percy's Hau Kiou Choaan",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, vol. 22, No. 86 (Apr.)1946,
㉖David Damrosch,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, Princeton, N.J.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2003.
作者简介：
姚达兑，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广州5102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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